浙江律师东瀛声援纪行
-----陈伟强

8月26日至9月2日，经省律协委派和司法厅党委批准，由全国和省律协常务理事、省直律协副会长、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贺保健任团长，我任顾问，由省直律协副会长、初阳律师事务所主任楼献、省直律协常务理事、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主任陈臻、省直律协常务理事、泽大律师事务所主任高峰、金华律协常务理事、创欣律师事务所主任盛喜斌、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韦大欣组成的一行七人，赴日本参加东京地方法院对731部队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日本政府的一审宣判，对我国受害者进行声援和对审判诉讼活动进行参访。

8月26日上午9：10，我们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MU523航班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东京。飞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于东京时间（比北京时间早一小时）11：30到达东京机场，与在那里接机的原告诉讼团团长、中国细菌战受害者总代表王选女士会面，并对在日期间浙江律师的基本活动作了讨论和磋商。尔后前往距机场五十余公里的东京市区，下榻东京日航城市大酒店。当晚，贺宝健代表浙江律师，前往原告团下榻的后乐宾馆，与辩护士团团长、原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辩护士团秘书长一做敬一郎先生、王选女士和原告们以及湖南常德声援团（政府组织，由一人大副主任带队）负责人等就参加第二大的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记者招待会、报告会、游行等事宜进行研究。贺宝健回来后，我召集大家对下一步活动和工作进行研究商讨，我们认为应把握的总精神是：对中国细菌战（包括劳工和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的诉讼活动，表示坚决支持和声援，同时又有理有节，不忘自己的律师身份，有别于原告和普通声援者的一般声讨、控诉，应主要从法律上为原告及日本律师提供帮助并进行研究探讨。作为日本对华细菌战的主要受害地区，浙江律师是来自国内唯一的一个律师团，因此我们不仅代表浙江律师，还应体现中国律师的水平和形象。

8月27日下午1：30宣判，我什J按要求在 11：40就早早地到了法院大厦。此时，从中国浙江义乌、湖南常德等地赶来的原告团、声援团身佩反战缓带、挂胸牌和日本辩护律师已在法院门外举着标语。受害者照片，打着横幅集会。中外记者纷纷围着采访。许多日本市民也举着标语牌反对细菌战，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个中年日本男子，身背扩音器，举着大喇叭，对着法院在大声喊，要求日本政府认罪。还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日本妇女，带着七、八岁的小女孩，举着标语幡在示威。中央电视台和上海、重庆、杭州、金华、义乌等电视台都有记者在现场。

12：30，我们与所有申请旁听宣判者一起进入法院大门，按要求在围廊上排队等候。队伍很长，有数百人之多。约20分钟后，法院工作人员前来发放号码，我领到的是78号。因为法庭旁听席只能坐100人，所以以为旁听有望。孰料，队伍婉蜒前走，在到达工作台时，工作人员让我们抽签，长长的竹签露在外边的一端均为米黄色，藏在箱子里的另一端则分别为红色和蓝色。抽红色者，法院发给正式的旁听证，可进入法庭旁听；抽蓝色者，则不能得到旁听证。很不幸，我们有4人未能抽中红签。原告团团长王选让我们先在旁边等候，一会后，她陆续从别处拿来几张旁听证，让我们进入法院旁听。原来，为让大部分专程从中国赶来的声援团和律师能进入法庭参加宣判，熟悉旁听证发放程序和方式的日本律师特地组织了一些日本群众来排队抽签领证，给未能领到证而又有必要进入法庭旁听者。

经法院大楼口如民航安检般的检查和进行宣判的103法庭的验票，一行七人浙江律师中有六人坐在法庭旁听席上，其中楼献律师替补一名未到庭的原告，与日本律师、中国原告一起坐到了原告席上。

东京时间正：40（原定l：30），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十八部岩田好二审判长对这历时六年，经过27次开庭审理的诉讼正式作出一审宣判：承认细菌战发生的事实，承认细菌战违反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协议，日本政府应承担国家责任，但基于中日联合声明，驳回请求，拒绝赔偿。

法庭判决结束后，中日律师、学者。声援者、原告们在法院大门外集会，抗议日本法院的判决，接受世界各国记者的采访。

下午2：30，原告们和中国声援团以及日本群众一起进行示威游行。我们目送游行队伍出发后，就前往日本辩护士会馆（日本律师联合会）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上，日本律师、教授、医生和中国原告们先后就法院一审判决进行分析、驳斥和抗议，对旧日本 73部队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控诉。楼献律师代表浙江省律师协会，宣读了声援书。

晚上6：30，律师团全体成员参加了中国原告团和辩护士团举行的“731部队细菌战裁判 8．27判决报告会”，贺宝健律师代表律师团发表了声援演讲。

28日上午10：00，日本政府（外务省、防卫厅、厚生省）就本案一审判决回答中国原告和新闻媒体的责问。

下午3：00，在日本国会众议院第一议员会馆一楼会议室举行的“要求追究 731细菌战的责任及对真相进行调查的集会”，律师团楼献、高峰律师分别作了发言，特别是楼献对一审判决的分析和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引起了与会者较大的兴趣。

下午5：30，浙江律师在日本辩护士会馆大楼与日本律师进行交流。细菌战诉讼辩护士团团长、前日本辩护士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律师、中国战争受害损害赔偿辩护团干事长小野寺利孝律师（办理劳工刘连仁案件）、细菌战诉讼辩护士团秘书长一懒敬一郎律师、日本战后赔偿问题律师联络协议会会长高木喜孝律师和办理劳工案件的永野贯太郎律师、办理慰安妇案件的大森典子律师以及获野淳、有光健等日本律师、学者和王选女士一起参加了交流。

日方律师就开展劳工、慰安妇、细菌战三大诉讼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同时也提出中国律师对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提供帮助。因为在此前一些具体案子的调查中，被请求协助的一些中国律师开口就谈费用怎么算，而办理这类案件的日本律师基本上都是无偿的，如大森典于律师为慰安妇案件调查取证，仅山西一个县就自费去了20次。我代表浙江律师对日本律师时慷慨义举表示感谢，同时表示我们将尽自己的能力对日本律师义务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提供帮助和配合，指出日本律师业务上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可以提出来，我们将在回国向省律协会长和常务理事会汇报后决定。

交流会于7：30结束，而后由日本律师做东在辩护士会馆餐叙。期间，双方又就细菌战及其他业务合作的可能性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探讨。

9月2日，浙江律师团取道大贩回国。巧得很，在大皈关西国际机场，我们又遇见将先于我们一趟航班前往上海的王选女士。9月3日上午，她将与原告们在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对日细菌战赔偿诉讼及一审判决报告会。她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在为中国的日本细菌战受害者疾呼、奔走……

关于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8．27一审判决，因楼献律师的分析比较透彻，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