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黑猫投诉网上，涉及企业查询平台的诉讼和投诉不在少数，受到影响的主体中不仅包括个人、中小企业，还有360、中国石化等知名、大型企业。[[[] 林春挺：《有人经济受损 有人名誉蒙尘 企业查询平台为何频频“翻车”》，《第一财经日报》，2022年3月11日，第A09版。]]企查查等企业征信机构查询平台，频频出现信息乌龙事件，使用错误的企业数据，严重损害了企业的数据权益，降低了企业的价值评价，同时也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对信用数据产业形象造成了破坏。本文着重阐述了对企业征信机构利用企业数据的法律规制，提出了构建企业征信机构中企业数据的有限财产权等法律建议，以期对数据权立法和完善企业数据权益法律保护制度提供参考。

[1] 参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1594号民事判决书。
[2] 胡少甫：《“大数据时代”给当今世界带来的变革与挑战》，《对外经贸实务》，2013年第12期，第19页。
[3]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全国企业征信机构备案数量，http://www.pbc. gov.cn/zhengxinguanliju/128332/128352/2875623/index.html，2022年6月20日访问。
[4] 信用中国（陕西汉中），【盘点】央行备案信用评级和企业征信机构，
https://credit.hanzhong.gov.cn/wcm/content/detail/20220510092554_101148.html，2022年6月20日访问。
[5] 参见王玥：《企业征信机构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展望》，《征信》，2021年第3期，第36页。
[6] See Peter Drahos，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artmou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96，p171.
[7] 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822号民事判决书。
[8]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08-409页。
[9] 申卫星：《论数据用益权》，《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113页。
[10] 梅夏英：《企业数据权益原论：从财产到控制》，《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第1203页。
[11] 参见朱虎：《侵权法中的法益区分保护：思想与技术》，《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5期，第44-59页。
[12] 梅夏英：《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第172页。
[13] 参见许可：《数据爬取的正当性及其边界》，《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166-188页。
[14] 龙卫球：《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东方法学》，2018年第3期，第51页。
[15] 李扬，李晓宇：《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边界的界定与澄清—兼谈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分野与勾连》，《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1期，第42页。
[16] 张建文：《网络大数据产品的法律本质及其法律保护—兼评美景公司与淘宝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43页。
[17] 宁立志、傅显扬：《论数据的法律规制模式选择》，《知识产权》，2019年第12期，第27，35页。
[18] 同[14]，第59页。
[19] 王利明：《论数据权益：以“权利束”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7期，第108页。
[20] 参见齐爱民：《数据法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代前言。
[21] 参见申卫星：《让数据共享在信息社会中发挥作用》，《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18日，第1版。
[22] 季卫东：《数据保护权的多维视角》，《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0期，第10页。
[23] 姬蕾蕾：《企业数据保护的司法困境与破局之维：类型化确权之路》，《法学论坛》，2022年第3期，第117页。
[24] 李卫菊：《企业信用信息的民法保护》，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第21-22页。
[25] 陈越峰：《超越数据界权：数据处理的双重公法构造》，《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18页。
[26] 参见袁新峰，武逸；《北京地区企业征信机构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中国征信》，2016年第6期。
[27] 王韵棠：《数据权利保护法律问题研究》，兰州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第43页。
[28] 林春挺：《有人经济受损 有人名誉蒙尘 企业查询平台为何频频“翻车”》，《第一财经日报》，2022年3月11日，第A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