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文化”一词，我就想到“模糊”理论。有位研究文化的学者，有一次拜访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问如何给“文化”一词下一个定义。钱钟书先生说，文化这个东西，你不问嘛，我倒还清楚，你这一问，我倒糊涂起来了。但是，前段时间楼永良董事长跟我说要开个中天企业文化建设会议，要我说几句，讲到企业文化，我到马上清楚起来了，由原来的“模糊”理论变成了“数字”理论，我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两个字：“诚信”。为什么一讲到企业文化，就很自然地联想到诚信二字，我的潜意识里有三个原因：

　　一是诚信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大家知道，诚信是做人的起码道德，更是支撑市场经济的基本商业道德。如果在市场交易中缺乏诚信机制，出现信用危机，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敢相信谁，那么市场交易是无法进行的，所以有人说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是信用经济。市场竞争不仅是人才、资源的竞争，也是信用的竞争，西方有句谚语：“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但是，这一最重要的手段在当前的中国有些失灵，成为中国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于是，社会各界在大呼诚信的回归。

　　二是中天集团企业文化给我的启示。作为中天集团的首席法律顾问，在为中天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中天集团为什么能够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打响自己的品牌，甚至成为中天现象受人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天人的诚信意识，将它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声誉，树立自己的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是现代法律给我的启示。诚实信用作为一项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早在古代罗马法已成为一项法律原则。在现代社会，可以说被每个文明社会的法律所确认成为民法、特别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不仅要求我们订立合同、履行合同要诚实信用，还要求法官审理案件也要坚持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民法的其他许多原则都是从诚实信用原则中引申出来的。所以，我们一般都讲，诚实信用不是一般的法律条款，是帝王条款，是君临所有法域的条款。从这一意义上看，诚实信用是沟通企业文化与法律文化的一座桥梁。

　　作为法律职业者，我今天不想从道德意义上谈诚实信用，因为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在《论语》中讲得很深刻了，儒家道德的基本范畴就是“仁、义、礼、智、信”。我还是从本行出发谈一点想法，与大家讨论。

　　一是诚实信用与防范意识。诚实信用作为法律原则，要求我们订立合同时，坦诚相见，不做假，不欺骗，比如应如实向对方介绍自己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状况、履约能力等等。但是，这并不等于讲，我们在从事交易行为时可以缺失防范意识。我的看法是，我们虽然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先小人后君子的观念还是要有的，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的防范意识，要注重对对方诚信情况、资信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防止受到欺诈甚至被诈骗。西方社会为什么重视法制？因为西方哲学中强调的是“人之初，性本恶”，所以要法律来规范。而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无需法律来防范。我们不管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但我们不能奢望所有的人都能够以诚信为本，所以防范意识是必要的。

　　二是诚实信用与依法维权问题。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滥用自己的权利，但是，诚实信用与依法维权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合同订立后为什么会得到履行？除了经济上有利可图外，一是靠道德的约束，因为大家知道不履约就是不诚信。但是对于不要人格尊严的人来讲，就没有约束了，所谓我是无赖我怕谁，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即是例证。二是靠法律的约束。在道德约束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只有靠法律了。我们可以在对方违约情况下，通过依法维权，使对方的违约成本高于取得的利益，不仅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也是为净化社会环境、创造社会信用机制作贡献。因此，从这一意义上，依法维权也是一种诚信，比如对方拖欠工程进度款，该停工还得停工，该起诉还得起诉，甚至在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丧失商业信誉、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时，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

　　三是诚实信用与证据意识。诚实信用也是法官判案的基本原则，要求法官以事实为依据，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事实不是一般的客观事实，而是法律事实，是需要证据去证明的事实。因此，有人打官司，诚实的人可能因证据问题输了，不诚实的人可能胜诉，这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在我们看来，法律上的公正是一种形式上的公正，法律给你提供证据的权利，充分辩论的权利，你没有证据就得败诉，可见，依法维权就得靠证据，这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在我看来，企业法律文化可以归结为八个字：“诚信履约，依法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