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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和变化
日期:2020-07-28    阅读:272次

前言

中国民法典编纂,终于在初夏时节开花结果。2020年5月28日下午3时许,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标志着民法典时代的来临。《民法典》共七编1260个条文,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象征生命、自由、财产的私权立法迎来高光时刻。

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问世,对各行各业以及每个人的生活均将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大健康行业的法律服务团队,我们重点就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侵权责任编有关内容对医疗行业投资及医疗机构运营管理可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试做如下解读和简析。

一、总则编

1、医疗机构的法律主体分类得以进一步明确

《民法典》施行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并行施行,两者对于法人的分类标准存在不同,其中《民法总则》采用了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的分类标准,《民法通则》则是采用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分类标准。此次《民法典》沿用了《民法总则》的分类标准,强调以利润分配对象作为区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最重要特征,而不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区分标准。《民法典》关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向出资人、举办者分配或者变相分配收益的规定,与《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下称“《卫健法》”)保持一致。

根据《民法典》对于法人及非法人主体资格分类,我们将各类主体对应的医疗机构经营性质类型进行了梳理,详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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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权编

2、《民法典》将引领并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立法进程,民办非企医疗机构相关制度或将面临调整

民政部于2016年启动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修订工作,并形成了《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将“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修改为“社会服务机构”。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社会组织的主体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统称“三类社会组织”),明确其属于社会组织范畴。2018年,按照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三类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将合并修订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现已完成公开征意,拟提请国务院审议。《民法典》明确将社会服务机构归类为非营利法人中的捐助法人,并对原《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民法典》的出台,为《条例》相关内容的确定起到引导作用,并将促进《条例》的立法进程。未来《条例》颁布后,民办非企业的相关制度将会面临调整,并进而影响民办非企类型的医疗机构。

根据现行监管法规,民办非企医疗机构或养老机构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非营利性: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向举办人或出资者进行利润分配[2]。

资产的捐赠性/公益性:举办人或出资人不享有对标的机构资产的所有权及处置权[3]。

清算的公益性:终止时剩余资产用于公益目的,不得向举办人或出资人分配剩余资产[4]。

基于上述法律特征,投资者如拟采用“资产收购”或“股权收购”方式对民办非企医疗机构或养老机构直接实施并购存在法律限制。鉴于目前《民法典》关于捐助法人财产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条例》或将对民办非企业的分类、登记、举办人权益变更、财产权益处置相关问题进行明确,由此将可能影响到民办非企医疗机构的管理和运营,对于《条例》是偏向强化民办非企业的公益性,还是会赋予例外情形,目前尚不明朗,有待进一步观察。

3、明确民办非企医疗机构的财产受法律保护

《民法典》物权编第270条[5]将《物权法》第69条中的“社会团体”修改为“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这一修改扩大了物权受法律保护的非营利法人的范围,为我国的捐助法人等社会组织的设立、运营及其他制度完善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使其基本权利得到法律保障。而对于捐助法人性质的民办非企医疗机构,其财产亦明确纳入《民法典》保护范畴。

4、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财产抵押限制范围扩大,财产处置进一步受限

《民法典》出台之前,民办非企医疗机构并不受《物权法》第184条前述规定限制,此外,除医院以外的其他医疗机构亦不适用前述规定。本次《民法典》第399条第3款[6]将《物权法》第184条第3款[7]的适用范围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扩大到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具体到医疗行业,前述条款的适用对象和范围,由此前的“医院”扩大到了“医疗机构”,最终该款的适用范围从原来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性质的医院扩大到了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由此将民办非企医院及卫生院、非营利性门诊部及诊所等医疗机构纳入适用对象和范围,该等医疗机构的财产抵押据此也将受到限制。

受《民法典》规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财产处置受限程度加大,《民法典》施行后,民办非企医疗机构融资难度及行业并购难度将可能增加,《民法典》第399条的规定或将对社会资本投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尤其是民办非企医疗机构,产生消极影响。

5、明确营利性医疗机构财产受法律保护

本次《民法典》第269条[8]将《物权法》第68条中的“企业法人”修改为“营利法人”,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原文的适用范围,但结合《民法典》第270条的规定,269条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强调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对其财产享有处置自由。因此,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财产权利将得到进一步明确;与此同时,《民法典》重申并进一步明确,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向出资人、设立人或举办人分配利润。

6、因疫情防控征用财产的合法性得到明确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扩散,防疫物资和医疗资源一度出现紧缺,有些组织、公民的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存在被征用的情况,如征用宾馆作为隔离地点,期间还发生了“云南大理‘暂扣征用’重庆口罩”事件,并由此引发热议。

疫情的出现,使得征用动产或不动产成为疫情防控的必要手段之一,为此,《民法典》第245条不仅将“疫情防控”专门列入法条,还明确规定“因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通过扩大紧急情形的适用范围,以应对当下及未来疫情防控的需要。

根据《宪法》《民法典》《物权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及《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实施应急征用行为。实施应急征用的主体通常为应对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急征用的范围为单位或个人的动产、不动产,包括但不限于应急救援所需设备、设施、房屋、场地、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等。

此外,因政府作出的应急征用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非民事法律行为。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如被征用人认为应急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应急征用中,医疗机构应注意采取以上救济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合同编

7、完善电子合同形式,助力互联网医疗

《民法典》第469条在《合同法》第10、11条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调整,规定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

经历近年政策红利后,通过本次新冠疫情倒逼,互联网医疗已成为行业发展趋势,但是电子病历的管理、电子合同的签署一直是互联网医院面临的实操难题。《民法典》明确电子形式可以为书面形式的一种,有助于互联网医院完善电子病历管理及电子合同签署相关制度,为其开展业务提供了法定依据及操作便利。

此外,《民法典》完善电子合同订立规则,与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电子数据证据种类实现了法条衔接与适用统一,电子数据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种类进行使用、保管、取证、举证。因此,互联网医院在制定格式合同过程中应注意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电子版的协议、合同内容发生变更时,要及时通知用户,并且确保在电子系统上可以全程留痕,确保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

8、医疗机构告知义务加重

《民法典》第496条第1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根据此定义,医疗机构较常使用的风险告知书、知情同意书等文件均属于格式条款。同时,《民法典》第496条第2款增加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即“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进一步明确和加重了医疗机构对患方的告知义务,要求医疗机构的说明或提示应达到患者能够理解的程度。

此外,《民法典》第497条第2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相较《合同法》第40条[9]的内容,《民法典》对格式条款又提出了“合理性”的新要求。

未来医疗机构在使用风险告知书、知情同意书等文件时,既需从患者主观角度考虑使之能够理解,又需从客观上保障条款的合理性,这无疑大幅加重了医疗机构的风险告知义务,为其业务的开展带来不便。

四、人格权编

9、确立人体细胞、组织、器官和遗体捐献基本原则

《民法典》颁布以前,国务院于2007年3月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及国家卫健委2019年1月颁布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均对“人体器官”的捐献和移植进行了规范,但均仅适用于人体器官,不涵盖人体细胞、角膜、骨髓等人体组织。

《民法典》第1006条[10]规定部分沿用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7条[11]、第8条[12]的内容,并重点做出了以下修订:

(1)捐献客体范围由“人体器官”扩大至“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更为全面周延;

(2)将“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修订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在明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享有捐献自主决定权的同时,亦强调捐献应为无偿。

基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器官及遗体捐献的合法供体一直以来都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很多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在等待中失去了生存的机会。《民法典》正式从法律的层面,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确定了自然人对自身的细胞、组织、器官、遗体的自主决定权,鼓励自愿合法的捐献行为,同时,也从立法层面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从而确立了器官和遗体捐献的基本规则。

10、禁止人类细胞组织等买卖行为

《民法典》第1007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及遗体,违反该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该规定系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3条[13]的修订,将禁止买卖的客体范围由“人体器官”扩大为“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并对相关买卖行为作出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该条款旨在严格禁止在我国开展诸如器官有偿捐赠、血液买卖、代孕交易等买卖活动。同时,鉴于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中含有人体基因组、基因等遗传物质,属于人类遗传资源[14],结合国务院于2019年5月颁布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第10条[15]有关“禁止买卖人类遗传资源”的规定,该条款有助于强化我国对于中国自然人遗传资源的保护。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了例外情形,即“为科学研究依法提供或者使用人类遗传资源并支付或者收取合理成本费用,不视为买卖”,但是,如何界定科学研究,药品生产者以药品上市为目的开展的研究活动是否可视为科学研究,合理成本费用如何定义,均未有明确规定,仍有待相关配套规定进一步澄清。

11、明确人体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

《民法典》第1008条[16]与第1009条[17]规定分别对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床试验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以及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作出了明确要求。

《民法典》与时俱进,呼应了医药生物等科技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新兴问题,前述两条规定正是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从立法层面的一个有力回应。该事件中,贺某逃避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监管,私自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并在婴儿出生后对外宣布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天然免疫艾滋病病毒,引发医学界甚至整个社会的轩然大波。根据新华社报道,贺某等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前述行为人开展相关违反伦理的医学实验,侧面反映了法律对相关医学行为明令限制的缺失,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制度亦存在漏洞。据此,《民法典》首次从法律层面对此类活动做出原则性规定,强调涉及人体的临床试验,应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不得违背伦理,从医学伦理审查的标准来严格要求相关科研、实验和临床活动,对特殊的医疗和科研试验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填补了法律空白。

五、侵权责任编

12、强化医务人员告知义务并拓宽告知方式

《民法典》第1219条[18]对《侵权责任法》第55条[19]进行了修订,将向患者说明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的“说明”修订为“具体说明”,强化了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具体说明义务;将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修订为取得其“明确同意”。该变动借鉴了2019年12月颁布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有关知情同意权的表述[20],标志着知情同意制度从原来的形式告知转为实质内容告知。

《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法律要求医务人员在对患者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或近亲属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且需取得患者或近亲属的书面同意,以此来保障患方的知情同意权,在实践中一般以医院出具知情同意书并由患者或近亲属签署的形式完成,医生通常不对知情同意书做详尽的内容解释,故此种告知方式多流于形式,容易引发医疗纠纷。同时,若患者已生命垂危需要紧急手术,而其家属无法及时赶到,则有可能贻误病情。

根据《民法典》,告知形式不再限定于书面告知,医务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口头、录音录像等形式,在经过具体的说明后,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明确同意,既符合法律规定。例如在患者危急情况下,医方可以通过视频、通话、短信等方式取得家属明确同意,将更有利于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对于医疗机构而言,需要做好有关证据的留存,如表示患者或其近亲属同意医疗措施的录音录像、通话记录等,作为取得其明确同意的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民法典》要求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由“说明”改为“具体说明”,实则提高了“说明”的标准和要求,强化了医生对患者的说明告知义务,故在告知过程中医护人员应更加耐心、客观、以更能让患者了解的方式去和患者沟通交流,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以取得患者的实质性的同意。同时,这种同意必须是“明示”的意思表示,不能被推定和默示认定。

13、完善“病历资料”有关的医疗机构过错推定适用情形

根据《民法典》第1222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存在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情形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该规定较《侵权责任法》第58条[21],新增了“遗失病历资料”这一情形,同时将“销毁病历资料”修订为“违法销毁病历资料”。

《民法典》将“遗失病历”纳入过错推定情形中,加强了医疗机构病历管理的责任要求,进一步提示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对病历资料的妥善保管。此外,销毁病历已不必然属于医疗过错推定的法定情形之一,而是需具备销毁行为的违法性这一要件。原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13年11月颁布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就对门(急)诊和住院两种情形对医疗机构病历保管的最低时间进行了规定[22],故病历保管期限并非无限期,因此合法的清理、销毁病历理应不属于医疗机构侵权责任过错推定的情形。

14、增加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医药产品损害责任承担主体

《民法典》第1223条[23]对《侵权责任法》第59条[24]关于医药产品损害责任承担进一步完善,增加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作为责任主体,规定因药品、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

此规定与2019年8月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遥相呼应,根据《药品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家对药品管理实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取得药品注册证书的企业或者药品研制机构等)依法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全过程中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负责。因此,《民法典》在医疗产品损害责任主体中新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保持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并进一步强调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对药品上市后的法律责任。此外,相较于《侵权责任法》,《民法典》将有关产品范围由“消毒药剂”改为“消毒产品”,将消毒药剂以外的其他消毒产品也一并予以规范,扩大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

15、增强对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

《民法典》第1226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相较于《侵权责任法》,《民法典》将“个人信息”也纳入到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应泄露的侵权责任当中。

《民法典》对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在“人格权”编的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专章规定,足见对当下信息社会中个人隐私及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程度。因此,医疗机构应特别注意对患者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健康信息、个人私密信息等在内的个人信息保护,遵循《民法典》及其他有关规定中的个人信息处理原则,不得泄露或者篡改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且应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

16、加强对医护人员合法权益保护

《民法典》第1228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碍医务人员工作、生活,侵害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较《侵权责任法》第64条规定[25]新增了“侵害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表述。该变动与《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规定的“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一脉相承,对我国近年来屡有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发出强烈的制止信号,进一步明确侵害医务人员合法权益需承担法律责任,系为捍卫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保护性规定。

结语

《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构建起了全方位的民事权利保护体系。作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民法典》对医疗行业的重大事项也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例如明确医疗机构的法律主体分类、加强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强化医务人员告知义务、明确医疗损害责任适用范围等。

可以看出,《民法典》注意医患法律关系中各方权利义务的均衡,有助于未来医患法律关系的良性互动与积极发展。因此,建议广大医疗行业从业人员积极投入到学习《民法典》的活动中来,以民法典为纲,明确自身权利、义务及风险的同时,推动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切实保护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及患者合法权益。

注释:

[1]《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

[2]民非养老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并不等于不能营利。民办非企业单位为社会提供相应服务,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但其盈余部分资产只能用于社会公益服务事业,不得在成员中分配。

例如,《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实施意见》中允许出资人产(股)权份额经养老机构内部决策机构同意,可以转让、赠与,同时赋予了举办者获取收益的权利。

2016年2月21日,山东省政府下发了《山东省养老服务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要加快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到2020年全省80%以上的公办养老机构转制为企业、社会组织或实现公建民营。同时,放宽民非类养老机构资产管理政策,允许民非类养老机构出资者拥有对投入资产的所有权,并按不高于同期银行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2倍的标准提取盈余收益。

这些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非养老机构并购的障碍,拓宽了养老机构的资金来源。

[3]民办养老机构应当为捐资举办,机构享有对其资产的法人财产权,捐资人(举办者)不拥有对所捐赠财产的所有权。

并且,根据相关规定,原始捐资有增值的,经养老机构决策机构同意并经审计符合规定的,可对捐资人(举办者)给予一次性奖励。

[4]民办养老机构停办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其剩余资产由民政部门负责统筹,以捐赠形式纳入当地政府养老发展专项基金。

同时,民非养老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其盈余及清算资产只能用社会公益服务事业,不得在成员中分配,注销时资产不得转让、私分,捐资人(举办者)对机构的净资产没有权益。

[5]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依法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

[6]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财产不得抵押。

[7]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财产不得抵押。

[8]营利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营利法人以外的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的权利,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的规定。

[9]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10]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11]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

[12]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公民捐献其人体器官应当有书面形式的捐献意愿,对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有权予以撤销。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

[13]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14]人类遗传资源包括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和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人类遗传资源材料是指含有人体基因组、基因等遗传物质的器官、组织、细胞等遗传材料。人类遗传资源信息是指利用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产生的数据等信息资料。

[15]禁止买卖人类遗传资源。为科学研究依法提供或者使用人类遗传资源并支付或者收取合理成本费用,不视为买卖。

[16]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向受试者或者受试者的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其书面同意。进行临床试验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试验费用。

[17]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18]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9]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0]公民接受医疗卫生服务,对病情、诊疗方案、医疗风险、医疗费用等事项依法享有知情同意的权利。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同意。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1]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22]门(急)诊病历由医疗机构保管的,保存时间自患者最后一次就诊之日起不少于15年;住院病历保存时间自患者最后一次住院出院之日起不少于30年。

[23]因药品、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24]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25]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李军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