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决策执行阶段的两点注意

      在现行制度下，律师主要在受聘政府法律顾问后，在合法性审查环节接受相关部门委托，提供合法性审查意见的形式参与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如前文所述，这种模式下受限于材料过少和时间过紧，律师很难出具经过实质性审查的法律意见，大多只是配合政府满足形式要求，此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源于固有体制的惯性，一方面也在于律师行业自身未能展现出律师可以在重大行政决策流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对律师来说是一块未加发掘的蓝海，律师要善于自身主动创造价值，从而推动政府在重大行政决策中向律师购买法律服务，上文笔者所提到的重大行政决策尽调环节便是很好的例子，笔者曾参与过的数起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风险产生的根源便在于事前没有进行过详细的尽调，使得政府实际上对企业的真实情况不够了解，而尽调环节正是律师的发挥空间，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PPP项目、违章拆除、政信产品等领域，担任政府部门法律顾问的律师可主动向政府建议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尽调，前期先以较低价格进行探索，当取得良好效果后再进行合理收费；风险评估及合法性审查环节也是律师大有可为的空间，目前的风险评估环节缺少律师参与，律师完全可以将尽调情况与风险评估相结合，在风险评估环节介入并帮助评估小组确定风险等级；而在专项环节之外，笔者认为，围绕笔者所提出的改进措施，律师可以帮助政府建立一套完善的重大行政决策合规细则和风险防范机制，以尽调内容为基础，结合风险评估及合法性审查，并在决策后持续对项目进行定期监管，尽可能防止风险的产生和以及保障决策机关及决策者不陷入到渎职责任中，围绕体系的建设，最终律师可将重大行政决策法律服务产品化，在不同项目之间寻找共性，归纳出高危风险点识别表，在流程上规范统一标准，同时签署相关保密协议，在履行保密义务的过程中通过良好信誉打消政府顾虑，这种合作最终将会使得政府与律师达到双赢的局面，政府通过采购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弥补了自身专业法律资源的不足，保障了重大行政决策的有序推进，降低了决策风险，律师则在此过程中拓展了法律服务来源，并为法治政府建设发挥了律师力量和律师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