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出席省“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继续审议和讨论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记者采访了4位律师代表、委员，请他们谈谈对“两院”报告的看法。他们不约而同提到了“两院”工作的新亮点，也说到了目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但他们都坚信，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民群众一定能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公平正义。

对“两院”各有期待

“今年的‘两院’报告都以详实的数据、具体的案例和实实在在的做法，展示了法院和检察院一年来的工作成效，向全省人民提交了令人满意的答卷。”省人大代表、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徐虹说，“而且，工作中亮点频出。”

“作为一名律师，我在日常工作中直接感受到了法、检两院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和对律师意见的重视，以及在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方面的各种积极举措。”徐虹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希望法院能够进一步完善“移动微法院”软件系统，便利立案材料的补充传输等；希望检察院能够加强对侦查机关违法限制律师会见、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做法的法律监督。

为破解“执行难”支招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我深深地感受到法检两院成绩的来之不易。”省人大代表、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主任柳正晞说，“不过，我还是想再谈一下执行难的问题。”

柳正晞在省高院工作报告中划出了这样两句话——“解决执行难的任务仍然很艰巨；进一步健全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坚决破除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最后一道藩篱。”他建议法院加快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比如借助我省大数据的优势，加快研发智能执行系统，进一步增加查人找物的能力；同时，坚持部门联动，加强惩戒体系建设，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嵌入省级各部门业务系统，实现自动比对、自动拦截、联合惩戒。

“省检察院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组数据：加强民事行政执行监督，立案994件，提出检察建议844件，法院采纳821件。这样的数据，充分反映了检察机关对执行监督的重视。”柳正晞同时也为检察院支了招，“检察院可以拓宽监督渠道，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増强民事执行监督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注重检律沟通，征求律师对执行监督工作的意见建议，对反映的执行不规范、不到位问题及时调查；还可以建立民事执行监督告知制度，与法院协商建立机制，由法院书面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法院执行活动向检察院申请监督。”

“执行难是社会普遍关心、关注的热点。如果大量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将严重损害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省政协委员、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主任陆国庆也提到了“执行难”的问题，“尽管法院执行工作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仍有许多值得研究、探索、改进和创新的地方。”

近年来，法院的执行措施日益完善，与各部门的联动也更加紧密。陆国庆注意到，除了布控，限制乘坐飞机、高铁，限制住高档酒店，限制在银行贷款等措施，前不久，云和法院还将限制被执行人驾驶小型汽车列入限制高消费选项，发出全国首张限驾令。“随着信息化执行越来越普及，我建议这样的限驾令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让欠债不还的失信被执行人真正寸步难行。”陆国庆说，对于已经取得良好效果的执行措施，需保持常态化、长效化，从而大大增加失信者的失信成本。

担忧法官的办案量太大

“今年的‘两院’报告让人耳目一新。”省人大代表、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沸说，尤其是省高院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四项建设”，让他特别有感触，“加强政治建设、规范化建设、智能化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是当下法律职业共同体都应为之不懈努力的方向，值得大家共同学习。”

不过，报告中有一个数字让陈沸感到吃惊，那就是全省法官的人均结案数——人均345.8件，同比增加30.9%。“法官人均办案量太大，增长幅度又这么高，应该引起重视。”陈沸记得，最高法去年曾印发过一份《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其中对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指出裁判文书要“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和讲究文理”，避免“千篇一律”和“千人一面”，“浙江法官如此大的办案量，如何做到裁判文书的‘四理’？这实在令人担忧。”

提到裁判文书，陈沸认为，目前我省裁判文书上网率不算高，建议进一步推进裁判文书上网工作，便于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裁判尺度。

另外，他还对浙江基层法院逐步探索推进审判组织专业化提出建议。“浙江经济发达，各领域民商事纠纷案件相对多发，对审判专业化程度的要求也高。”陈沸说，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为例，审判此类型案件，不仅要求法官有法律专业知识，还要有项目管理、工程造价等专业技术方面的知识，否则审判很容易被鉴定机构引导，出现“以鉴代审”的情况。